刘翔安置事件尘埃落定，但他说的第三条路在哪里？
2026-09-11 17:24来源：未知
就在今天，刘翔和上海体育局再次社媒发文，将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刘翔安置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上海局充分表达了歉意和尊重，刘翔也把安置费全部捐出，表示不是为了钱。
总之就是，可能不那么其乐融融，但多少也是一个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大家一起包饺子的结局。
本来事情到这里，已经可以算是圆满结束了，但我们今天还是想多嘴问一句——刘翔所说的“第三条路”，到底是什么？
狭义上看，体育局给刘翔安排的是“二选一”，回岗当教练和买断脱编，但很显然，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第三种可能。
可他没说出来。
于是，这大半个月，公众舆论都在替他开口——柔性岗位、推广大使、青训督导、荣誉顾问——听起来是很美，但却经不住细想。
这些选项之所以能成立，唯一的前提条件在于，因为他是刘翔。他有5.35亿代言史、有世界纪录、有IP、有议价权。
那么，如果他不是刘翔呢？如果他只是普通的全国冠军，甚至不是冠军呢？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刘翔的第三条路是什么”，而是，如果第三条路只有刘翔走得通，那它还算不算第三条路？
1、有得选的刘翔和没得选的大多数
先来看一个数字。
按照刘翔的说法，买断费是49万，11年的工资补助加一起差不多100万。
这里的49万，显然采用的是11年前的标准——因为今年退役的乒乓球运动员钱天一，到手的买断费，根据众多媒体的说法，大概是72万；而羽毛球运动员何冰娇，则是拿到了74万。
刘翔是奥运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咖位，肯定远远大于钱天一与何冰娇，但就从安置费用上来说，并没有拉开档次上的差距。当然，每个省局的安置细则，又各不相同，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但不管是刘翔，还是钱天一与何冰娇，都是塔尖的极少数。
而构成塔基的普通省队退役运动员，按照18号文件的框架，大概能收到多少呢？
多数只有9到30万之间，具体要参考国内赛事的成绩。
吴柳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拿过体操世界杯分站赛冠军，2012年在全国锦标赛上头部着地，颈椎和腰椎永久性损伤，奥运梦碎。2013年退役，2018年从北体大毕业，拿到16万买断费，此后去体操机构当教练、去地方体校，编制迟迟落不下来，最后靠直播维持生活。
吴柳芳自己说过一句话：刘翔起码还有二选一，包括我在内，很多运动员甚至连二选一的资格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买断。
2、安置不只需要温度，还需要弹性制度
但你还真不能说在退役运动员安置这件事上，组织没有温度。
还是吴柳芳的例子。
本来，按照正常的规定，以吴柳芳的运动成绩，上北体大是很有难度的。但考虑到她是为队伍出战重伤退役，于是给了特批。这也是组织在制度框架内能给出的最大善意。
可也只能到这里了。
组织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帮你读完大学，已经算是仁至义尽。至于毕业之后找什么工作、收入够不够生活、心理能不能适应，那是你自己的事。
于是问题就来了：安置安置，到底“安置”到哪一步算完？
帮你上大学，算不算安置？算。
可帮你读完之后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帮找工作，才算安置到位？如果工作如果不满意，想要换一个，那又算不算安置到位？
这样套娃下去，就没完了。所以，制度上，就只能设计一个阈值。它假设你读完大学就能顺利融入社会，找到体面工作，过上正常生活。
可现实是，很多运动员读完大学出来，发现自己的文凭和市场之间隔着一道墙。
这不是吴柳芳一个人的问题，是绝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共同处境。
普通省队运动员退役后，拿一笔安置费，学一门手艺，然后自谋出路。这里面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惨的。
不提李宁刘翔这种天之骄子，就说普通运动员。
混得好的，比如商春松。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2017年退役后上大学，两年后复出练体操，再告别体操转项跑酷。2024年跑酷世锦赛，她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全球跑酷“大满贯”第一人。从体操到跑酷，她靠的是顶级运动员的身体天赋和竞技能力，跨项延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商春松的成功，恰恰是绝大多数普通运动员复制不了的。能跨项延续的前提，是你首先得是商春松——身体天赋顶尖、贵人提携、自身嗅觉以及一点点的机遇和运气。要知道，在成功转型跑酷之前，商春松也只能去送外卖……
混得惨的，比如前世界体操冠军张尚武，退役后在北京街头卖艺乞讨。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在浴池搓澡，每月收入不足500元。奥运冠军陪练李刚，退役后每月领着200元的低保金，当保安、烤串儿。滑雪全国冠军赵永华，重度糖尿病缠身，全家依靠每月不到300元低保度日，十年治病耗尽积蓄，最终以三万元卖掉视若生命的冠军金牌。
当运动员的时候，他们走南闯北，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退役之后的窘迫，与那段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而这些落差的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体制化的集中培养，和延后的教育补偿，导致运动员长期与社会脱节。
他们从十几岁开始全天训练，文化课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社交圈只有教练和队友。退役之后，需要补的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整个被暂停的“社会人”阶段。一个在体校待了十年的人，突然要学着写简历、面试、跟同事打交道、处理职场关系。这些事，普通人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他们却要从头学起。
而且，整个社会对“体育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成绩不好才去练体育。这种印象反过来又让运动员在求职时处于劣势。你简历上写“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投给互联网公司、快消公司、金融机构，对方看一眼就会想，“这是个体工队出来的，他能干嘛？”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是不是接受过真正的教育，未来的发展路径肯定不一样。我们的体育生拿文凭，很多时候只是走过场，并没有真正补齐教育这一必修课。
3、他山之石
那国外是怎么做的？
先说美国。
NCAA体系下，运动员的学业和竞技是同步的。一个大学生运动员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是“学生+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学校有学术中心，排课表配合训练，校友网络对运动员开放。更关键的是，NCAA有学位完成基金——获得全额奖学金或“人数限制类运动”资助的运动员，在资格结束后10年内，都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完成学业。2024年起，NCAA还扩大了医疗保障，为退役学生运动员提供最长两年的保险覆盖。
说几个大家没听过的名字。
梅根·奥利里，弗吉尼亚大学排球/垒球双项运动员，没拿过奥运金牌，退役后在ESPN工作，如今是美国奥委会和洛杉矶奥组委的商业开发主管；基科·普莱斯，UCLA游泳选手，没入选奥运队，退役后靠NCAA奖学金读完硕士，现在是埃默里大学体育总监；乔什·哈克利斯，RIT摔跤全国冠军，退役后直接入职通用动力做机械工程师。
大部分情况下，美国运动员退役时，已经是一个有学位、有校友网、有职业资格的大学毕业生。退役对他们来说，是把“运动员”那一栏从简历上划掉，而不是从零开始建一份简历。
再看国际奥委会。
IOC有一个Athlete365 Career+项目，2005年启动，至今已支持超过5.9万名运动员准备退役后的职业转型，覆盖职业规划、技能建设、就业支持和社交网络。2026年，IOC还推出了一项每人1万美元的运动员资助金，奥运选手可以在赛后六个月通过Athlete365平台申请，用于继续运动生涯、教育、创业或职业转型。
这些机制的共同点是什么？对运动员的保障支持，发生在退役之前，而不是退役之后。 运动员在役期间就开始接受职业测评、实习对接、技能培训，退役时不是“突然被推到社会上”，而是沿着一条已经铺好的路走下去。
我们不是说欧美没有退役运动员的困境——二线奥运项目运动员在美国同样面临生存压力。但他们的缓冲带比我们厚：教育在役中完成，产业和教育的双底盘能够自然接住。吴柳芳如果在美国同成绩，大概率不是16万买断后直播自救，而是大学毕业后能去一家体操俱乐部当教练，或者转型体育传媒。
说到底，所谓的第三条路，从来不是要兜住所有人，而是退下来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适应社会的缓冲期。
最近几年，国内也在努力推进运动员保障的建设工作，但现实是，我国在册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每年退役的就有3000到4000人，如果赶上奥运结束的那一年就更多，这个数量级下，光靠国家逐一安置，财政和岗位根本兜不住。
4、只有坚定的推进职业化，才是第三条路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第三条路到底在哪里？
其实，刘翔靠自己，早就已经成功走出了第三条路——他有代言、有IP、有商业价值，退役后哪怕不靠体制，也能靠个人品牌变现。
但这条路，大部分中底层运动员，走不通。
问题出在哪儿？观察一个现象就够了：男足和男篮的运动员，退役后求安置的很少。
为什么？因为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程度足够高。
CBA和中超你再怎么骂，它们也是一个年产值几十亿的联赛。一个退役球员，哪怕不是明星，也能在这个圈子里找到饭吃——去当梯队教练、去俱乐部做管理、去当解说、去做青训、去体育公司做运营。岗位不需要谁来安排，退役运动员也不需要离开这个行业。
但现在，我们国内大部分体育项目的境况，要么根本没有市场化的联赛或者锦标赛，比如体操、举重、蹦床；要么有联赛但市场化做得相当糟糕，比如女排，观众不看、赞助商不投、俱乐部亏损，产业没跑起来，岗位自然就少。
一个体操运动员退役后，想留在这个行业里，发现除了当教练几乎没有别的岗位；一个田径运动员退役后，想找个跟田径相关的商业公司，发现这个行业压根就没有几家像样的公司。
结果就是恶性循环：项目没有产业，运动员退役后就不会再投身回来；退役的人不回来，圈子就越来越薄；圈子越薄，能接住的人越少，愿意留下来的人就越少。
反过来看那些商业化好的项目，它们是一个良性循环：产业厚，岗位多，退役运动员留下来，圈子越来越厚，新人进来也有更多出路。所以男足男篮的退役运动员，很少需要“安置”——因为市场已经足够把他们消化掉。
这才是“第三条路”最朴素的逻辑：当一个项目有了职业化和市场化，行业本身就能吸收退役运动员，不需要额外“安置”。 男足男篮不需要，是因为它们有。体操举重需要，是因为它们没有。
当然，职业化和市场化，不是万能药，许多小众项目，天生就是缺乏商业性，就是生存艰难，举重、蹦床这种项目，换谁来都玩不转。
所以，我们所说的第三条路，应该是一个完整体育运营大框架——能市场化的项目，靠职业化和市场化产生岗位；不能市场化的项目，靠优势项目的盈余来反哺。
这样，既有市场活力和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5、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路
刘翔安置事件尘埃落定，但我们并没有从中看到那条清晰的第三条路。这或许是我们奢望太多了——指望一个运动员的买断风波，去推动一个几十年形成的体制转身，本身就不现实。
政策总是有滞后性的。社会在发展，制度也在慢慢调整，体教融合在推，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在试点，职业联赛在摸索。方向是对的，只是速度不太跟得上每一个具体的人。
但有些东西不该被滞后。公平、自由和尊严，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运动员也一样。他们十几岁把青春交给训练场，退役时想要的，不过是有得选、走得通、活得有体面。
我们希望运动员有第三条路，其实也是希望整个社会能越来越宽容——让每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冠军，是不是明星，是不是刘翔，都能有自己的第三条路可以走。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上海局充分表达了歉意和尊重，刘翔也把安置费全部捐出，表示不是为了钱。
总之就是，可能不那么其乐融融，但多少也是一个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大家一起包饺子的结局。
本来事情到这里，已经可以算是圆满结束了，但我们今天还是想多嘴问一句——刘翔所说的“第三条路”，到底是什么？
狭义上看，体育局给刘翔安排的是“二选一”，回岗当教练和买断脱编，但很显然，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第三种可能。
可他没说出来。
于是，这大半个月，公众舆论都在替他开口——柔性岗位、推广大使、青训督导、荣誉顾问——听起来是很美，但却经不住细想。
这些选项之所以能成立，唯一的前提条件在于，因为他是刘翔。他有5.35亿代言史、有世界纪录、有IP、有议价权。
那么，如果他不是刘翔呢？如果他只是普通的全国冠军，甚至不是冠军呢？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问的问题，不是“刘翔的第三条路是什么”，而是，如果第三条路只有刘翔走得通，那它还算不算第三条路？
1、有得选的刘翔和没得选的大多数
先来看一个数字。
按照刘翔的说法，买断费是49万，11年的工资补助加一起差不多100万。
这里的49万，显然采用的是11年前的标准——因为今年退役的乒乓球运动员钱天一，到手的买断费，根据众多媒体的说法，大概是72万；而羽毛球运动员何冰娇，则是拿到了74万。
刘翔是奥运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咖位，肯定远远大于钱天一与何冰娇，但就从安置费用上来说，并没有拉开档次上的差距。当然，每个省局的安置细则，又各不相同，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但不管是刘翔，还是钱天一与何冰娇，都是塔尖的极少数。
而构成塔基的普通省队退役运动员，按照18号文件的框架，大概能收到多少呢？
多数只有9到30万之间，具体要参考国内赛事的成绩。
吴柳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拿过体操世界杯分站赛冠军，2012年在全国锦标赛上头部着地，颈椎和腰椎永久性损伤，奥运梦碎。2013年退役，2018年从北体大毕业，拿到16万买断费，此后去体操机构当教练、去地方体校，编制迟迟落不下来，最后靠直播维持生活。
吴柳芳自己说过一句话：刘翔起码还有二选一，包括我在内，很多运动员甚至连二选一的资格都没有，就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买断。
2、安置不只需要温度，还需要弹性制度
但你还真不能说在退役运动员安置这件事上，组织没有温度。
还是吴柳芳的例子。
本来，按照正常的规定，以吴柳芳的运动成绩，上北体大是很有难度的。但考虑到她是为队伍出战重伤退役，于是给了特批。这也是组织在制度框架内能给出的最大善意。
可也只能到这里了。
组织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帮你读完大学，已经算是仁至义尽。至于毕业之后找什么工作、收入够不够生活、心理能不能适应，那是你自己的事。
于是问题就来了：安置安置，到底“安置”到哪一步算完？
帮你上大学，算不算安置？算。
可帮你读完之后呢？是不是还要继续帮找工作，才算安置到位？如果工作如果不满意，想要换一个，那又算不算安置到位？
这样套娃下去，就没完了。所以，制度上，就只能设计一个阈值。它假设你读完大学就能顺利融入社会，找到体面工作，过上正常生活。
可现实是，很多运动员读完大学出来，发现自己的文凭和市场之间隔着一道墙。
这不是吴柳芳一个人的问题，是绝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共同处境。
普通省队运动员退役后，拿一笔安置费，学一门手艺，然后自谋出路。这里面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惨的。
不提李宁刘翔这种天之骄子，就说普通运动员。
混得好的，比如商春松。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2017年退役后上大学，两年后复出练体操，再告别体操转项跑酷。2024年跑酷世锦赛，她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全球跑酷“大满贯”第一人。从体操到跑酷，她靠的是顶级运动员的身体天赋和竞技能力，跨项延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商春松的成功，恰恰是绝大多数普通运动员复制不了的。能跨项延续的前提，是你首先得是商春松——身体天赋顶尖、贵人提携、自身嗅觉以及一点点的机遇和运气。要知道，在成功转型跑酷之前，商春松也只能去送外卖……
混得惨的，比如前世界体操冠军张尚武，退役后在北京街头卖艺乞讨。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在浴池搓澡，每月收入不足500元。奥运冠军陪练李刚，退役后每月领着200元的低保金，当保安、烤串儿。滑雪全国冠军赵永华，重度糖尿病缠身，全家依靠每月不到300元低保度日，十年治病耗尽积蓄，最终以三万元卖掉视若生命的冠军金牌。
当运动员的时候，他们走南闯北，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退役之后的窘迫，与那段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而这些落差的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体制化的集中培养，和延后的教育补偿，导致运动员长期与社会脱节。
他们从十几岁开始全天训练，文化课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社交圈只有教练和队友。退役之后，需要补的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整个被暂停的“社会人”阶段。一个在体校待了十年的人，突然要学着写简历、面试、跟同事打交道、处理职场关系。这些事，普通人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他们却要从头学起。
而且，整个社会对“体育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成绩不好才去练体育。这种印象反过来又让运动员在求职时处于劣势。你简历上写“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投给互联网公司、快消公司、金融机构，对方看一眼就会想，“这是个体工队出来的，他能干嘛？”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是不是接受过真正的教育，未来的发展路径肯定不一样。我们的体育生拿文凭，很多时候只是走过场，并没有真正补齐教育这一必修课。
3、他山之石
那国外是怎么做的？
先说美国。
NCAA体系下，运动员的学业和竞技是同步的。一个大学生运动员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是“学生+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学校有学术中心，排课表配合训练，校友网络对运动员开放。更关键的是，NCAA有学位完成基金——获得全额奖学金或“人数限制类运动”资助的运动员，在资格结束后10年内，都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完成学业。2024年起，NCAA还扩大了医疗保障，为退役学生运动员提供最长两年的保险覆盖。
说几个大家没听过的名字。
梅根·奥利里，弗吉尼亚大学排球/垒球双项运动员，没拿过奥运金牌，退役后在ESPN工作，如今是美国奥委会和洛杉矶奥组委的商业开发主管；基科·普莱斯，UCLA游泳选手，没入选奥运队，退役后靠NCAA奖学金读完硕士，现在是埃默里大学体育总监；乔什·哈克利斯，RIT摔跤全国冠军，退役后直接入职通用动力做机械工程师。
大部分情况下，美国运动员退役时，已经是一个有学位、有校友网、有职业资格的大学毕业生。退役对他们来说，是把“运动员”那一栏从简历上划掉，而不是从零开始建一份简历。
再看国际奥委会。
IOC有一个Athlete365 Career+项目，2005年启动，至今已支持超过5.9万名运动员准备退役后的职业转型，覆盖职业规划、技能建设、就业支持和社交网络。2026年，IOC还推出了一项每人1万美元的运动员资助金，奥运选手可以在赛后六个月通过Athlete365平台申请，用于继续运动生涯、教育、创业或职业转型。
这些机制的共同点是什么？对运动员的保障支持，发生在退役之前，而不是退役之后。 运动员在役期间就开始接受职业测评、实习对接、技能培训，退役时不是“突然被推到社会上”，而是沿着一条已经铺好的路走下去。
我们不是说欧美没有退役运动员的困境——二线奥运项目运动员在美国同样面临生存压力。但他们的缓冲带比我们厚：教育在役中完成，产业和教育的双底盘能够自然接住。吴柳芳如果在美国同成绩，大概率不是16万买断后直播自救，而是大学毕业后能去一家体操俱乐部当教练，或者转型体育传媒。
说到底，所谓的第三条路，从来不是要兜住所有人，而是退下来的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适应社会的缓冲期。
最近几年，国内也在努力推进运动员保障的建设工作，但现实是，我国在册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每年退役的就有3000到4000人，如果赶上奥运结束的那一年就更多，这个数量级下，光靠国家逐一安置，财政和岗位根本兜不住。
4、只有坚定的推进职业化，才是第三条路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第三条路到底在哪里？
其实，刘翔靠自己，早就已经成功走出了第三条路——他有代言、有IP、有商业价值，退役后哪怕不靠体制，也能靠个人品牌变现。
但这条路，大部分中底层运动员，走不通。
问题出在哪儿？观察一个现象就够了：男足和男篮的运动员，退役后求安置的很少。
为什么？因为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程度足够高。
CBA和中超你再怎么骂，它们也是一个年产值几十亿的联赛。一个退役球员，哪怕不是明星，也能在这个圈子里找到饭吃——去当梯队教练、去俱乐部做管理、去当解说、去做青训、去体育公司做运营。岗位不需要谁来安排，退役运动员也不需要离开这个行业。
但现在，我们国内大部分体育项目的境况，要么根本没有市场化的联赛或者锦标赛，比如体操、举重、蹦床；要么有联赛但市场化做得相当糟糕，比如女排，观众不看、赞助商不投、俱乐部亏损，产业没跑起来，岗位自然就少。
一个体操运动员退役后，想留在这个行业里，发现除了当教练几乎没有别的岗位；一个田径运动员退役后，想找个跟田径相关的商业公司，发现这个行业压根就没有几家像样的公司。
结果就是恶性循环：项目没有产业，运动员退役后就不会再投身回来；退役的人不回来，圈子就越来越薄；圈子越薄，能接住的人越少，愿意留下来的人就越少。
反过来看那些商业化好的项目，它们是一个良性循环：产业厚，岗位多，退役运动员留下来，圈子越来越厚，新人进来也有更多出路。所以男足男篮的退役运动员，很少需要“安置”——因为市场已经足够把他们消化掉。
这才是“第三条路”最朴素的逻辑：当一个项目有了职业化和市场化，行业本身就能吸收退役运动员，不需要额外“安置”。 男足男篮不需要，是因为它们有。体操举重需要，是因为它们没有。
当然，职业化和市场化，不是万能药，许多小众项目，天生就是缺乏商业性，就是生存艰难，举重、蹦床这种项目，换谁来都玩不转。
所以，我们所说的第三条路，应该是一个完整体育运营大框架——能市场化的项目，靠职业化和市场化产生岗位；不能市场化的项目，靠优势项目的盈余来反哺。
这样，既有市场活力和效率，又兼顾了公平。
5、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路
刘翔安置事件尘埃落定，但我们并没有从中看到那条清晰的第三条路。这或许是我们奢望太多了——指望一个运动员的买断风波，去推动一个几十年形成的体制转身，本身就不现实。
政策总是有滞后性的。社会在发展，制度也在慢慢调整，体教融合在推，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在试点，职业联赛在摸索。方向是对的，只是速度不太跟得上每一个具体的人。
但有些东西不该被滞后。公平、自由和尊严，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运动员也一样。他们十几岁把青春交给训练场，退役时想要的，不过是有得选、走得通、活得有体面。
我们希望运动员有第三条路，其实也是希望整个社会能越来越宽容——让每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冠军，是不是明星，是不是刘翔，都能有自己的第三条路可以走。
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