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男子在韩骚扰中国游客获刑6个月缓刑2年
2026-08-15 16:14来源：未知
在釜山的那个夜晚，张女士面对的不仅是床铺与行李上的污秽，更是一场关于尊严的突袭。
她选择报警，却被迫走上了一条更为孤独的维权之路：因仓促与信任误签的刑事谅解书，因跨国时差与律师失联而被隔绝在外的审判进程，最终等来的，是一份与心理预期错位的缓刑判决。
案件得以推进，离不开网友与媒体的善意助力。法理自有裁量尺度，但异国受害者承受的精神创伤与维权困顿，理应被司法体系充分珍视。
此案敲响警钟：跨境法治不仅需要定罪惩戒，更需补齐外籍受害者权益保障短板，打通信息壁垒、规范办案流程，让异乡的每一份委屈都能被公正善待。
“我对于韩国的法律体系依旧挺失望的，也很无奈。最初我是希望加害者能得到从严惩处，但可能因为此前误签了刑事谅解书，客观上造成了案件的从轻处理，但并非我的本意，缓刑的结果和我的心理预期并不相符。”
8月14日，张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她通过媒体才知道自己的案件已经宣判，她预想的结果是日籍男子被判实刑，至少在监狱待几个月，没想到是缓刑，只觉得法院对该男子的考虑倒是挺周到的。
2026年4月，张女士在韩国釜山住宿期间遭日籍男子恶意骚扰，她惊醒制止后，对方竟故意将污秽物排到她身体、床铺及行李上。事发后该男子态度嚣张，对其进行言语嘲讽与挑衅，还试图再次靠近，但被其他住客阻止。她拍照记录现场痕迹及涉事男子，随后报警。
涉事日籍男子。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她的报警求助遭遇韩国警方消极处置。张女士认为，在现场人证物证齐全、涉事男子自认过错的前提下，警方既未及时固定证据、制作笔录，也未对嫌疑人采取管控措施，致使涉事男子顺利离境返回日本，当事人海外维权一度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张女士向中国驻釜山总领馆求助，并通过国内网络平台发声，引发全网关注。
事件持续曝光后，韩国警方正式介入，督促该名日籍男子返回韩国，当面向张女士致歉、承诺赔偿，并对其开展民事、刑事调查，立为刑事案件。日前，该案在韩国釜山地方法院宣判，认定被告日籍男子猥亵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两年。
据报道，韩国釜山地方法院认为，从犯罪内容和经过等来看，犯罪性质恶劣，受害人作为外国人在异国他乡遭受了相当大的精神冲击。但法院考虑到日籍男子在日本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在即将跳槽之际来韩旅游期间，于醉酒状态下犯下罪行，以及在日本无重大犯罪前科等情节。同时，法院也考虑到日籍男子对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伤害表示反省，并在案发后立即道歉。基于以上原因，做出本次判决。
【1】回国后异地诉讼阻碍维权，感觉自己被隔绝在案件之外
张女士并不清楚在韩国的法律体系里，刑事谅解书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她解释，拟定刑事谅解书时没有相关专业人士到场参与，是日籍男子、她与一位当时一直协助她、非常信任的中国朋友私下自行解决的。
她向九派新闻回忆，起初这份协议是由那名日籍男子拟定的，朋友转发文件给她后，她曾发现协议是刑事谅解书，原文中的一条条款还写着“希望对他的行为不继续追责”，她立即对这两点提出了疑问，并要求删除这条条款。
“因为我当时已咨询过律师并从网上得知，签了刑事谅解书会大大减轻对犯人的处罚。但后来日籍男子与朋友打印这份文件时，我在警察局处理其他事宜。当时他们催促我签字，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加之临近警察署下班时间，我没有继续检查纸质文件，直接就签字了。”她说。
回国后张女士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心里老是不踏实，便又查看了当时签署的文件，这时才发现之前自己要求删除的那些条款竟没有删除，甚至还把不追责的条款单独列了一页，且只有韩语，没有中文翻译，“我觉得很离谱，但真的是百密一疏”。
她查询韩国法律后得知，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撤销刑事谅解书，便向国选律师提交了相关资料，对方曾承诺会帮她拟定申请书，但此后她并未收到相关文件，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成功递交。
实际上，张女士回国后始终积极维权，通过电子邮件和律师跟进后续调查的情况和案件进展。但长达数月的跨国维权过程里，她清楚地意识到异地诉讼是影响案件正常推进、顺利维权的最大阻碍。“语言问题只是小事，因为线上沟通可以提前构思内容，还能用翻译，发出的内容相对也比较完整。更重要的原因是与律师的沟通并不及时，对方也不太积极。”
她告诉九派新闻，回国后的一个月内她始终联系不上国选律师，不仅电话打不通，尝试在韩国检察厅官网上用案件编号查询，也由于地区限制查不到，后来是她通过韩国检察厅信访网站提交求助申请后才联系上。此后双方的沟通也经常错位，此前她发现自己只收到了罪名为强制猥亵罪和财物损毁罪的立案回执，没有自己向警方要求追加的畏罪潜逃罪和言语侮辱罪，律师解释是由于他只被任命为强制猥亵罪的律师，并不清楚其他的罪名，于是她也不清楚最终究竟是否成功追加其他罪名。
6月，张女士还曾多次询问对方案件进展和开庭时间，但他鲜少回复，直到7月29日，对方表示案件已于7月24日开庭审理，法院预计于8月12日宣判。“您作为本案的被害人，目前不需要亲自到法院出庭。除非法院另行通知您作为证人出庭，否则在宣判当天，您也无需亲自前往法院。”
张女士与原国选律师沟通案件进展。图/受访者提供
他还称，由于工作调动，他将辞去本案被害人国选律师的职务。之后会重新为张女士指定另一位被害人国选律师。新的律师确定后将会主动与她联系，并向她说明本案后续进展以及需要了解或处理的事项，她只需等待新任被害人国选律师与她联系。
张女士向九派新闻表示，回国后她觉得自己好像被隔绝在案件之外，“真的很无奈”，律师沟通不及时，她无法及时掌握案件进展，在法院开庭5天后才知道开庭的消息。原国选律师辞任后，她一直在等待新任律师的消息，每天都会查看是否有新律师发来的邮件，但至今仍杳无音信。这导致她彻底与韩国检方失联，无法向新任律师沟通案件动态、表达诉求，撤销刑事谅解书一事被搁置，作为案件受害人也无法及时获知庭审相关信息，甚至通过网络和媒体的消息才得知一审宣判，至今未收到官方通知或判决书。
【2】实际获赔金额不到最初索赔的1/3，呼吁韩国保障外国受害者权益
此前，张女士曾就首次出警的两位警察的玩忽职守行为正式向釜山镇警察署举报，并已收到纸质版回执单，预计7月21日前受理完成。但回国后，她收到调查结果通知书，称证据不足或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因此无法予以处罚。
“我知道结果的时候很震惊，在我看来，犯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出警时已有人证物证，警察至少要当场控制住犯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实在无法认同‘没有证据、不予立罪’的结果。”她还向九派新闻透露，这份通知书称继续申诉需要本人到现场递交申请，且结果不一定会改变，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很难评判这份调查结果在韩国法律体系下是否合理。但她回国后，之前对接案件的警察也再未回复过她的邮件。
对于这个举报结果及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张女士都感到既失望又无奈。如今，她只能尽力尝试通过国民信访网站申诉，并继续联系新任律师，咨询对方是否有其他可行的法律救济途径。
“我有想过再去韩国处理，但是成本较高，加上一想到回国以后相关人士的态度这么不积极，我觉得就算去线下他们可能也是敷衍了事，不会有多大的水花。毕竟现在这件事的热度也下来了，他们可能不会再继续费更多的心力去解决，就像最开始在舆论发酵之前那样。而且我连官方的判决书都没有，就算要申诉也不知道针对哪个点去继续提交证据，改判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她说。
至于该案仍在推进的民事赔偿，张女士向九派新闻表示，事发后，她原本设想的是在该名日籍男子返回韩国的当天就当面协商好赔偿事宜，但当时他提出的赔偿金额仅几千元。“我觉得这是最可笑的，我被损毁的行李、那段时间被迫滞留在韩国的消费都不止几千元，他竟然只愿意出几千元，这犯罪成本也太低了吧。”
被尿湿的地板和床铺。图/受访者提供
她还称，在与日籍男子当面协商的几次过程中，对方一直来回扯皮、“砍价还价”，还曾提交其母病重的相关证明，反复消耗她的耐心和精力。“我越来越生气，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悔过，不想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就想着不要赔偿金了，直接去警察局撤销民事谅解书。但那位中国朋友一直劝我，说不拿赔偿金的话我的损失太大，之后也是他和对方协商的，我再也没去跟他沟通过。”
最终双方达成并签订了书面赔偿协议，各自留存了中、日、韩三种语言文件，同时将该文件递交至警局留存。张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她对赔偿金额作出了让步，实际获赔金额是她最初索赔的1/3不到。且日籍男子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赔偿金，最后一笔赔偿款将在9月30日前通过国际汇款方式赔偿完毕。
回顾事发至今数月的维权过程，张女士直言，她确实踩了不少坑。她只是普通受害者，并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不敢评判韩国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改进。但从亲身经历能够感受到，韩国警方和司法方在处理过程、对待上，确实对外国人的权益保障不够。
“作为外国受害者，很多关键信息警方不会主动给你，需要自己去了解，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他们肯定也有疏漏的地方。以在韩性暴力案件为例，受害者其实有很多保障权益可以申请，但是警方在出警时并不会主动告知或提醒，而是在做笔录时标注在提供的一个书面文件上，如果看到了，一定要主动去申请，我当时也是主动询问后他们才说明的。”她说。
张女士还提醒广大准备出国旅游的同胞们，出门在外务必保护好自身安全，保管好个人财物。万一不幸遭遇侵害，不要选择逃避、不要不了了之，尽量通过一切合法合理的途径积极维权。如果可以，尽量寻找专业人士、当地华人或者懂当地语言的人来协助自己处理案件，会少走很多弯路。但关键流程尽量还是自己亲自处理，不过度信任他人。尤其是涉及自身权益的重要文件，如赔偿金协商、签署谅解书等情况，一定要万分慎重，清楚了解每一项内容后再作决定。
“虽然对判决结果不太满意，但对自己而言至少也算拿到了一个结果。其实事件刚发生、舆论还没有发酵的时候，我并没有沉浸在悲伤里，更多的情绪是愤怒，一心想着怎么把这件事解决。反倒是后来，看到特别多网友来安慰我、鼓励我，竭尽所能地站出来帮助我，那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我感动得哭了。案件能够推进到现在，特别感谢媒体和网友们的鼎力帮助，是你们让这件事慢慢形成舆论，被更多人看见，如果只靠我一个人，很多事情根本无法推动下去，很难得到妥善处理。”她说，也希望韩国司法体系能够更加重视外国受害者的处境和合法权益，充分保障异国被害人知情权。
她选择报警，却被迫走上了一条更为孤独的维权之路：因仓促与信任误签的刑事谅解书，因跨国时差与律师失联而被隔绝在外的审判进程，最终等来的，是一份与心理预期错位的缓刑判决。
案件得以推进，离不开网友与媒体的善意助力。法理自有裁量尺度，但异国受害者承受的精神创伤与维权困顿，理应被司法体系充分珍视。
此案敲响警钟：跨境法治不仅需要定罪惩戒，更需补齐外籍受害者权益保障短板，打通信息壁垒、规范办案流程，让异乡的每一份委屈都能被公正善待。
“我对于韩国的法律体系依旧挺失望的，也很无奈。最初我是希望加害者能得到从严惩处，但可能因为此前误签了刑事谅解书，客观上造成了案件的从轻处理，但并非我的本意，缓刑的结果和我的心理预期并不相符。”
8月14日，张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她通过媒体才知道自己的案件已经宣判，她预想的结果是日籍男子被判实刑，至少在监狱待几个月，没想到是缓刑，只觉得法院对该男子的考虑倒是挺周到的。
2026年4月，张女士在韩国釜山住宿期间遭日籍男子恶意骚扰，她惊醒制止后，对方竟故意将污秽物排到她身体、床铺及行李上。事发后该男子态度嚣张，对其进行言语嘲讽与挑衅，还试图再次靠近，但被其他住客阻止。她拍照记录现场痕迹及涉事男子，随后报警。
涉事日籍男子。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她的报警求助遭遇韩国警方消极处置。张女士认为，在现场人证物证齐全、涉事男子自认过错的前提下，警方既未及时固定证据、制作笔录，也未对嫌疑人采取管控措施，致使涉事男子顺利离境返回日本，当事人海外维权一度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张女士向中国驻釜山总领馆求助，并通过国内网络平台发声，引发全网关注。
事件持续曝光后，韩国警方正式介入，督促该名日籍男子返回韩国，当面向张女士致歉、承诺赔偿，并对其开展民事、刑事调查，立为刑事案件。日前，该案在韩国釜山地方法院宣判，认定被告日籍男子猥亵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两年。
据报道，韩国釜山地方法院认为，从犯罪内容和经过等来看，犯罪性质恶劣，受害人作为外国人在异国他乡遭受了相当大的精神冲击。但法院考虑到日籍男子在日本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在即将跳槽之际来韩旅游期间，于醉酒状态下犯下罪行，以及在日本无重大犯罪前科等情节。同时，法院也考虑到日籍男子对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伤害表示反省，并在案发后立即道歉。基于以上原因，做出本次判决。
【1】回国后异地诉讼阻碍维权，感觉自己被隔绝在案件之外
张女士并不清楚在韩国的法律体系里，刑事谅解书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她解释，拟定刑事谅解书时没有相关专业人士到场参与，是日籍男子、她与一位当时一直协助她、非常信任的中国朋友私下自行解决的。
她向九派新闻回忆，起初这份协议是由那名日籍男子拟定的，朋友转发文件给她后，她曾发现协议是刑事谅解书，原文中的一条条款还写着“希望对他的行为不继续追责”，她立即对这两点提出了疑问，并要求删除这条条款。
“因为我当时已咨询过律师并从网上得知，签了刑事谅解书会大大减轻对犯人的处罚。但后来日籍男子与朋友打印这份文件时，我在警察局处理其他事宜。当时他们催促我签字，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加之临近警察署下班时间，我没有继续检查纸质文件，直接就签字了。”她说。
回国后张女士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心里老是不踏实，便又查看了当时签署的文件，这时才发现之前自己要求删除的那些条款竟没有删除，甚至还把不追责的条款单独列了一页，且只有韩语，没有中文翻译，“我觉得很离谱，但真的是百密一疏”。
她查询韩国法律后得知，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撤销刑事谅解书，便向国选律师提交了相关资料，对方曾承诺会帮她拟定申请书，但此后她并未收到相关文件，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成功递交。
实际上，张女士回国后始终积极维权，通过电子邮件和律师跟进后续调查的情况和案件进展。但长达数月的跨国维权过程里，她清楚地意识到异地诉讼是影响案件正常推进、顺利维权的最大阻碍。“语言问题只是小事，因为线上沟通可以提前构思内容，还能用翻译，发出的内容相对也比较完整。更重要的原因是与律师的沟通并不及时，对方也不太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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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张女士还曾多次询问对方案件进展和开庭时间，但他鲜少回复，直到7月29日，对方表示案件已于7月24日开庭审理，法院预计于8月12日宣判。“您作为本案的被害人，目前不需要亲自到法院出庭。除非法院另行通知您作为证人出庭，否则在宣判当天，您也无需亲自前往法院。”
张女士与原国选律师沟通案件进展。图/受访者提供
他还称，由于工作调动，他将辞去本案被害人国选律师的职务。之后会重新为张女士指定另一位被害人国选律师。新的律师确定后将会主动与她联系，并向她说明本案后续进展以及需要了解或处理的事项，她只需等待新任被害人国选律师与她联系。
张女士向九派新闻表示，回国后她觉得自己好像被隔绝在案件之外，“真的很无奈”，律师沟通不及时，她无法及时掌握案件进展，在法院开庭5天后才知道开庭的消息。原国选律师辞任后，她一直在等待新任律师的消息，每天都会查看是否有新律师发来的邮件，但至今仍杳无音信。这导致她彻底与韩国检方失联，无法向新任律师沟通案件动态、表达诉求，撤销刑事谅解书一事被搁置，作为案件受害人也无法及时获知庭审相关信息，甚至通过网络和媒体的消息才得知一审宣判，至今未收到官方通知或判决书。
【2】实际获赔金额不到最初索赔的1/3，呼吁韩国保障外国受害者权益
此前，张女士曾就首次出警的两位警察的玩忽职守行为正式向釜山镇警察署举报，并已收到纸质版回执单，预计7月21日前受理完成。但回国后，她收到调查结果通知书，称证据不足或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因此无法予以处罚。
“我知道结果的时候很震惊，在我看来，犯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出警时已有人证物证，警察至少要当场控制住犯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实在无法认同‘没有证据、不予立罪’的结果。”她还向九派新闻透露，这份通知书称继续申诉需要本人到现场递交申请，且结果不一定会改变，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很难评判这份调查结果在韩国法律体系下是否合理。但她回国后，之前对接案件的警察也再未回复过她的邮件。
对于这个举报结果及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张女士都感到既失望又无奈。如今，她只能尽力尝试通过国民信访网站申诉，并继续联系新任律师，咨询对方是否有其他可行的法律救济途径。
“我有想过再去韩国处理，但是成本较高，加上一想到回国以后相关人士的态度这么不积极，我觉得就算去线下他们可能也是敷衍了事，不会有多大的水花。毕竟现在这件事的热度也下来了，他们可能不会再继续费更多的心力去解决，就像最开始在舆论发酵之前那样。而且我连官方的判决书都没有，就算要申诉也不知道针对哪个点去继续提交证据，改判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她说。
至于该案仍在推进的民事赔偿，张女士向九派新闻表示，事发后，她原本设想的是在该名日籍男子返回韩国的当天就当面协商好赔偿事宜，但当时他提出的赔偿金额仅几千元。“我觉得这是最可笑的，我被损毁的行李、那段时间被迫滞留在韩国的消费都不止几千元，他竟然只愿意出几千元，这犯罪成本也太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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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称，在与日籍男子当面协商的几次过程中，对方一直来回扯皮、“砍价还价”，还曾提交其母病重的相关证明，反复消耗她的耐心和精力。“我越来越生气，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悔过，不想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就想着不要赔偿金了，直接去警察局撤销民事谅解书。但那位中国朋友一直劝我，说不拿赔偿金的话我的损失太大，之后也是他和对方协商的，我再也没去跟他沟通过。”
最终双方达成并签订了书面赔偿协议，各自留存了中、日、韩三种语言文件，同时将该文件递交至警局留存。张女士告诉九派新闻，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她对赔偿金额作出了让步，实际获赔金额是她最初索赔的1/3不到。且日籍男子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赔偿金，最后一笔赔偿款将在9月30日前通过国际汇款方式赔偿完毕。
回顾事发至今数月的维权过程，张女士直言，她确实踩了不少坑。她只是普通受害者，并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不敢评判韩国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改进。但从亲身经历能够感受到，韩国警方和司法方在处理过程、对待上，确实对外国人的权益保障不够。
“作为外国受害者，很多关键信息警方不会主动给你，需要自己去了解，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他们肯定也有疏漏的地方。以在韩性暴力案件为例，受害者其实有很多保障权益可以申请，但是警方在出警时并不会主动告知或提醒，而是在做笔录时标注在提供的一个书面文件上，如果看到了，一定要主动去申请，我当时也是主动询问后他们才说明的。”她说。
张女士还提醒广大准备出国旅游的同胞们，出门在外务必保护好自身安全，保管好个人财物。万一不幸遭遇侵害，不要选择逃避、不要不了了之，尽量通过一切合法合理的途径积极维权。如果可以，尽量寻找专业人士、当地华人或者懂当地语言的人来协助自己处理案件，会少走很多弯路。但关键流程尽量还是自己亲自处理，不过度信任他人。尤其是涉及自身权益的重要文件，如赔偿金协商、签署谅解书等情况，一定要万分慎重，清楚了解每一项内容后再作决定。
“虽然对判决结果不太满意，但对自己而言至少也算拿到了一个结果。其实事件刚发生、舆论还没有发酵的时候，我并没有沉浸在悲伤里，更多的情绪是愤怒，一心想着怎么把这件事解决。反倒是后来，看到特别多网友来安慰我、鼓励我，竭尽所能地站出来帮助我，那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我感动得哭了。案件能够推进到现在，特别感谢媒体和网友们的鼎力帮助，是你们让这件事慢慢形成舆论，被更多人看见，如果只靠我一个人，很多事情根本无法推动下去，很难得到妥善处理。”她说，也希望韩国司法体系能够更加重视外国受害者的处境和合法权益，充分保障异国被害人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