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疫情一代”：歧视背后的文化重塑

近日，“yq班”一词引发争议。

“yq班”，是指22届、23届、24届的毕业生，他们或在yq中上学，或在yq后毕业，是被yq“耽误”的一批人。

一些企业说，“yq班”的学生能力差，整体素质堪忧，所以拒绝录用，把“疫情班”当成了一票否决的标准之一。

有网友对此反驳，认为在yq管控期间上学的学生，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素质反而更高，而在校园外为生存焦虑的人，才无法静下心来提升自己。

然而，企业等用人单位却并不买账，他们认为“yq班”学生素质低，是因为他们久居校园，几乎没有社会实习经历、阅历和与人交际的能力。

以上争议的核心点在于：“yq班”是否应该成为能力的代表？

与之类似的争议一直存在，比如体制内公开招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中很多岗位要求很明确：本科录取为第一批次；不含专升本；年龄35岁以下等。

这些标准与其说代表了考生的能力，是按照岗位所需设置的标准，还不如说是人为设置的门槛**，是社会偏见和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的集合。**

这些门槛有时候也反向操作一下，比如最近很火的国考报名，很多人发现岗位大多是要求学历为本科，而不是“本科及以上”，意味着很多岗位研究生无法报名。

这就有人评价了：本来很多工作就不需要研究生去做。

的确是这样。

布迪厄曾说，学历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本，柯林斯则说，文凭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与个人能力、职业成功关系也不大，但却是一种职位通货，有些工作，必须拥有这个学历才能干。

但“yq班”这个词，体现出的却不是门槛和通货是否合理的问题。

社会的争议，大多数来自于这个用词所体现出的歧视与偏见。它将工作机会直接从一个群体排除，就像当年的乙肝歧视一样。

很可惜的是，“yq班”这个词，是口头的传播而非白纸黑字，是一种集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意味着，寻找相关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也很难取证证明说，企业行为是就业歧视。

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也经常观察、遇到到这些歧视的现象，学历歧视、身份歧视、职业歧视……

有的歧视实施主体甚至是年轻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歧视，也就不存在拥有歧视的羞愧。

这背后的根源，在于文化。

那些根源于文化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没人信，而糟粕却一直深入人心。原因是，我们还没能建立起一种文化的共识：到底什么是优秀的文化？什么是糟粕的文化？

当西方社会开始反思“优绩主义”的时候，我们还在追求优绩，并因优绩而高人一等，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权力。

当西方社会开始讨论福利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益如养懒人、降低社会活力等，我们还在宣扬、讨论个人通过努力追求社会福利、实现阶层跃升的励志故事。

这些文化的差距，一部分来自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另一部分却来源于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的来源，就是文化。

这时有人会说，这不是文化的问题，也非制度的问题，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况且，何谓进步？何谓落后？何谓优秀？何谓糟粕？

这样的争论很有意义，因为这样的争论建立在事实之上，建立在每个人拥有表达权之上。

有一点我不会担心，即那些植根于文化传统，植根于历史与现实，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进行的文化重塑，总有人会去做，朝着推动问题在社会意义上达成共识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