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省会战略”的故事,说不下去了?

2024-06-13 19:14来源:未知

今年第一季度的地方经济数据悉数出炉,有人欢喜有人忧。

26个万亿GDP城市中,有10个城市低于5.3%的全国增速,其中有7个是省会城市。比如长沙和西安,一季度同比增长分别只有3.8%、2.7%,风头正劲的合肥一季度也只有4.6%,跑输全国大盘。南京同比增长3.8%,在全省垫底。(参阅《最新GDP,谁在狂飙,谁掉队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省会城市是省域经济的代表,在全国处于领跑状态。从增长明星到拖全国、全省的后腿,它们在一季度骤然减速,引发了很多人的疑惑:强省会战略是否突然失灵了?省会城市未来还有戏吗?

答案,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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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一季度经济表现拉胯的省会城市不是个例。

26个万亿GDP城市中,共有11个省会城市,其中跑输全国平均线的省会城市多达7个,为杭州、成都、合肥、南京、长沙、广州和西安,一季度增速分别是5.1%、5%、4.6%、3.8%、3.8%、3.6%和2.7%,可以说是“集体熄火”了。

武汉和济南虽然没有掉队,但也谈不上多惊艳,分别增长5.6%、5.3%。而且,这两个城市的增速都比所在省的平均线还要低。作为全省的增长极,没有跑输全国,但跑输了全省。

相较于省会城市的集体低迷,一些非省会城市反而有着更亮眼的表现。

比如,最牛地级市苏州,一季度同比增长7.9%,拿下万亿GDP城市的增速冠军;南通、泉州增速均高达7.2%;南京的兄弟城市无锡,同比增长也有6.8%。

如果将视线从全国重点城市,转向省域经济内部,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的对比也十分鲜明。

以陕西为例,西安一季度增速2.7%,而陕西的“经济第二城”榆林,同比增长5.5%;强省会代表的四川,成都增速为5%,而四川省域副中心城市绵阳和宜宾,增速分别是8.3%和8.2%。

“强省会战略”的故事,说不下去了?

不过,一季度省会城市集体减速,未必意味着强省会战略失灵了。

一方面,一季度表现只是阶段性的,有些重点项目投产在下半年,尽管一季度低迷,但全年数据可能会有所上扬;另一方面,强省会战略是否有效,既要看经济指标,也要看人口等指标。

而至少从目前来看,省会城市依然是人口流入的高地。

02

如果将视线拉长,以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强省会战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效果。

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数据为例,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5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成都、西安、郑州——除了深圳都是省会城市,而且,成都、西安还属于典型的强省会城市,其GDP的全省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再看经济表现,这十年间,GDP增幅最多的5个城市,分别是贵阳、合肥、福州、成都和昆明,清一色的省会城市。其中,贵阳从1100亿元增长到4300亿元,翻了近四倍。

观察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作为举全省之力打造的经济中心,过去这些年来,它们的经济和人口都得到了快速增长,在成为全省经济火车头的同时,也带动了省内人口的回流。(参阅《疯狂“虹吸”!强省会,又跑赢了》)

最典型的是四川。改革开放后,大量四川人到沿海城市打工,让川菜馆遍布全国。

2000年末,四川常住人口总量为8602万人,2010年下降到8041.8万人,十年流失了500多万人。

但2020年的七普统计,四川人口又增长到8367.5万人,比十年前增加了325.7万人,流失状况有所缓解。

而四川人口回流的十年间,成都的GDP翻了三倍,人口增量高达582万,扣除吞并简阳带来的近百万人,增量也超过400万人,成都在吸引四川籍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上功不可没。

那时,武汉、成都、西安、合肥等城市的爆发,让强省会战略受到进一步的推崇。

事实上,不只是一些中西部省份,就连那些拥有多中心的沿海省份,也陆续明确表示要做大做强省会城市。

以江苏为例,这个散装的经济大省,如今已经拥有5个万亿GDP城市。然而,这种均衡发展的格局背后,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去辐射和带动全省参与全国资源竞争。

苏州经济体量大,但只有地级市身份;南京作为江苏省会,经常被调侃是“徽京”,GDP勉强“十强守门”。头部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话语权、存在感偏弱,和江苏的经济第二大省地位不太符合。

2018年7月,中央巡视组点名南京,“省会城市功能作用发挥不够”。随后,江苏便旗帜鲜明地打响了强省会战略,希望进一步发挥南京的龙头带动作用,也让江苏不那么“散装”。

最近,济南也在加码抢人,举办首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更早之前,它还曾创全国副省级城市之先,全面放开落户。人口饥渴背后,是济南亟待提升的存在感——在省会城市中,济南的经济首位度接近垫底,因为“省会首位度偏低”,它也曾被点名通报。

不管是被动点名,还是主动为之,强省会战略的流行,都是基于一个逻辑:

我国各种发展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要受行政因素影响,甚至一些资源就是行政主导,省会城市比非省会城市有级别优势,举全省之力做大做强省会,可以更好地代表全省去抢资源。

当然,当所有的资源都堆到省会城市身上,省会城市是跑起来了,一城独大,省域经济的落差也不可避免地放大。

很多人诟病强省会战略,也正基于此,认为强省会是在“吸全省的血,掏空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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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该不该实行强省会战略?或者说,不举全省之力做大省会,那些非省会城市,是否能发展得更好?

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强省会战略的实行,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定性,它更多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毕竟,不同的地区和省份,经济发展阶段、“省情”都截然不同。

沿海地区多是双中心、多中心,这是因为沿海的一些非省会城市,有天然的海港优势,接近全球市场,这是内陆城市先天不具备的区位优势。

再者,从市场的角度看,经济集聚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而省会城市往往有更便利的交通,更丰富的人才,更广阔的市场,投入产出的效率更高。相较于广撒胡椒面,把资源集中投向省会城市,是相对更优的解法。

而对非省会城市来说,被“吸血”的另一面是,省会城市做大做强后,可以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为自己带来产业配套的机会。

如果诺大一个省份,没有一个能够在全国参与竞争的头部城市,全省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离心效应。

典型的是江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提到过一个扎心的事实:“目前赣西地区对接长株潭,赣东地区对接江浙,而赣南地区对接海峡两岸和珠三角,全部对接别的省份,忽略了本省核心的建设。”南昌不给力,江西的资源都被周边“吸”走了,江西人都跑到外地打工。

不过,做大做强省会,仍然需要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现在强省会战略遍地开花,一些省为了快速提升省会的地位,“all in”省会,一味堆资源、摊大饼,很容易埋下风险隐患。

比如,像武汉、西安等强省会城市,这些年都曾有过复制合肥、济南,靠行政区划扩容的想法,武汉吞并鄂州,西安吞并咸阳等。

调整区划来做大做强,确实可以一步到位,但未必符合经济规律,也会产生巨大的成本——《人民日报》曾经算过一笔账,仅仅是改地名之后换印章牌匾,“一个县就能花掉上百万元”。

还有的省会城市,在强省会战略之下野心爆棚,为了提高人口首位度,人口增长目标规划脱离实际。人口规划过于激进,与之对应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很容易过度超前,最终造成资源的浪费。

此外,中国的省会城市,过去建设了很多新城、新区,它们的功能之一,也是服务于强省会战略,帮助省会城市导入更多的经济资源,实现城市的内涵式扩张。

但这些新城、新区,未来是否都一定能摆脱烂尾的命运,吸引到足够的产业和人口呢?答案恐怕也在风中飘扬。

在某种程度上,一季度省会城市的集体减速,也许不是偶然。

近年来,一些地区强省会战略大获成功,是建立在大基建、大投资,以及快速工业化、人口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的,当工业化和人口流入速度放缓,再往省会城市疯狂堆资源,投入产出的边际效应不可避免地递减。

在未来一段时间,省会城市,尤其是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将仍然是值得战略“重仓”的发展中心,但行政主导资源分配、激进地往省会城市堆资源,将变得越来越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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